这些皇族权贵和满朝大臣并不真心愚蠢，其实他们怕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怕的是英国的《权利法案》，怕的是什么都敢写的泰晤士报，怕的是老百姓家里随便可以藏有几杆枪，怕的是他们的议会对王权的限制，怕的是朝廷账务支出要公开，怕的是他们的大法官什么人都可以审判，怕的是美国民兵并不归属于美国朝廷管理，怕的是官员不能由朝廷任命而是由公众推选，怕的是官员贪墨的家底竟然要向公众公示，怕的是与草民平等后他们就失去高高在上的特权……

大清朝廷宁死不肯融入世界到底怕什么？

来源：大鱼说小事

（一）

1776年是大清朝达到巅峰的时期。

这一年，历经5年血战后大清部队取得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的胜利，维护了大清西南边疆的稳定。大清为此共投入兵力60万，帑币7000万，也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位列第二，使得当地土司制度瓦解，一举奠定朝廷在西南的稳固地位。

这一年，乾隆命令对明朝的贤臣、忠将进行表彰，认为他们志节凛然，义烈可嘉，为国捐躯，成仁取义，不可湮没于世。这些忠义之人包括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敢于犯颜直谏的文臣，也包括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守城殉国的武将。

乾隆这一手段，明显高出鸟尽弓藏、诋毁前朝的君主一筹，对前朝功臣名士抚恤，无非是为笼络明朝遗民的人心。

这一年，乾隆开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文化战略：就是对前朝遗留下来的书籍进行整理，有利于大清治理天下的内容，命人整理成册，以广流传；对那些于本朝不利的诋毁、妄议之书一律予以查抄、销毁；对那些名气较大的作品一律予以重新编撰、誊抄，其实就是篡改。所以在研究历史时，乾隆的《四库全书》等只能做为参考，不能当成信史。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欲亡其史，先亡其文字。

终大清近300年历史，先后进行大大小小数十次文字狱运动。整个清朝，书生提笔写字时，先要注意不要犯忌讳；为了躲过查抄，还曾经故意使用大清官员不认识的少数民族地方文字，貌似天书，实是隐蔽手段。

这种方式广为流传。

这一年，大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和珅26岁，他此前就任御前侍卫、管库大臣，身兼中办主任、财政部长两大要职。因为履职精　明，深得乾隆赏识。

1776年是和珅飞黄腾达的一年。乾隆正月提拔他任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以后直到倒台的23年里，和珅在乾隆提携下，权倾朝野。有资料介绍说，查抄和珅财产所得，相当于当时朝廷15年的收入之和。

（二）

1776年，和珅开始飞黄腾达的那一年，在欧洲，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出生；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去世。

1776年是美国诞生的年份。在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正式宣布独立，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继问世。这两本书，前者促动了《独立宣言》的发表，后者标志着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创立。

这样从理论制度到经济体系上，架构了一个基本的美国轮廓。基本上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担心选民会选出一个坏蛋，于是设立了限制总统权力的两院。担心两院的议员会被收买，于是设立了大法官来用法律制约。担心大法官也靠不住，于是不仅把“盐论柿油”赋予了媒体，而且禁止官方办报。担心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于是，人民便有了持枪权。

算来美国成立二百多年了。也正是在这种顶层设计下，美国从无到有、成为世界至今不可撼动的第一强国。

（三）

1776年的美国还不在大清的视野中。大清是后来在和欧美的交集中灭亡的。

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总共造成人口损失过亿，但并没能撼动大清的根基。反倒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进退失据，无法阻挡西化的浪潮。

早在乾隆后期的1793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最终无功而返。

在乾隆当时使用的地图上，对欧洲大陆只有一个模糊的描画，主要依据的是元明两朝遗留下的旧地图，由欧洲传教士加以有限的补充。所以乾隆能看到的英国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的海岛。他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蕞尔小邦不过是来朝贡天朝，讨点封赏，打打秋风之类的。

显然乾隆误判了形势，不了解英国已经取代荷兰，成为过去一两百年大航海时代最大赢家，拥有的殖民地正向日不落帝国迈进，刚刚独立的美国不过是英国下的一个蛋。

马戛尔尼使团受到了朝廷的欢迎和款待，但没能达成通商协议。当时没有什么保密和专利意识，他带来了英国最先进的武器和科学仪器，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广泛使用的滑膛枪。这些都被乾隆当成奇技淫巧，一直到鸦片战争时还堆放在仓库里，从来没使用过。——说落后就要挨打的人可以闭嘴了，当时的大清在武器上绝不落后，他们挨打的原因是愚昧颟顸，拒绝让圈里的草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拒绝让草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可以不当奴隶的新生活，他们担心失去自己两亿多只肥美的、随时可以宰杀的两脚羊。

按大清礼仪，马戛尔尼要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但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乾隆很不高兴，草草打发他离去。乾隆给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原文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

大致意思是：你英国蕞尔小国，今天来我上国以求归化，还带了不少礼物，足以表达你们的忠心，朕不会亏待你等，云云。

此后大清对欧美的接触不多，仅仅限于民间通商。但大清的皇上们开始隐约知道外界还有强大的帝国威胁到大清，不止一个沙俄。日本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看出大清的羸弱，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

英国把鸦片战争叫做中英通商战争，其实就是为了争夺开放的大国市场。最初的鸦片出产于东南亚，但当地人并不吸食，是大清人把它发扬光大并转为自产。道光发现鸦片导致财富外流、影响士兵战斗力时已经晚了。英国人对与大清贸易经营什么并不关心，不过恰好鸦片的利润高一些。如果当时有更暴利的芯片的话，那就应该叫中英芯片战争了。

到底大清朝廷怕欧美的是什么呢？

这些皇族权贵和满朝大臣并不真心愚蠢，其实他们怕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怕的是英国的《权利法案》，怕的是什么都敢写的泰晤士报，怕的是老百姓家里随便可以藏有几杆枪，怕的是他们的议会对王权的限制，怕的是朝廷账务支出要公开，怕的是他们的大法官什么人都可以审判，怕的是美国民兵并不归属于美国朝廷管理，怕的是官员不能由朝廷任命而是由公众推选，怕的是官员贪墨的家底竟然要向公众公示，怕的是与草民平等后他们就失去高高在上的特权……

1900年，慈禧明知不敌，在1894年对日本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情况下，短短的6年后还敢一口气对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同时宣战。骨子里她是宁肯把祖宗们抢来的财富和特权带进棺材，也不肯拿出来交给她眼中的贱民共享。

慈禧曾对清室的铁帽子王们说：你们当我守旧、落后，我还不知道欧洲、美国这些洋人还有小日本子的方略能让国家强大？你们没有想一想，他们强大了，限制王权，等于咱们拱手相送祖宗的基业，咱们也都成了花瓶摆设；咱们老祖宗进关时没少杀人，这些年你们哪个手上又没有血债？搞洋人的那一套，变天以后还能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威权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四个不能变”把变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体上越雷池一步。于是大清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推进了社会的经济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文环境的进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此时大清腐朽的体系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内外交困，每况愈下。当权的顽固分子固然保住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却坐失变革良机。

这样腐败的朝廷，上贪下愚，颟顸自大，自然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大清倒台与武器无关。除了前面讲到乾隆时就已经有了北美独立战争时使用的滑膛枪，北洋舰队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武力存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缴获的武器中竟然有大批世界最先进的马克沁机枪，要知道这款强大的武器创造过一个连消灭一个师的奇迹，在十多年后的一战时才真正大展身手。

（四）

大清后期的大洋彼岸，美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世界强国。年轻的合众国成立之初并不完美，直到今天缺点也还不少。世界上黑美国最多的就是美国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以致一直给人们一种美国不行了的错觉。

反观大清，世界在变，环境在变，惟上贪而下愚没有变。大清亡了，中国往哪里去？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作家杨照先生讲过一段话：民国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时代，那个时代很多东西太新，还没有来得及命名，以致我们只能用手指着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