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荊棘

她們的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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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慕容雪村发表于『七个作家』旧文,有感于近期某地发现一女子被铁链锁住生八个孩子事件,其略作修改发布于Facebook。现将《她們的荊棘》转载于此。

我曾读过慕容雪村两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尤以《原谅我红尘颠倒》印象深刻,反映了司法系统的黑暗,触目惊心。
  
关于慕容雪村简介如下(摘自维基百科):

慕容雪村(1974年-),本名郝群,山东平度人,中国当代著名网络作家,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樱桃》,散文小说集:《遗忘在光阴之外》,其作品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越南文、日文、韩文等多国文字。最新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他是中国大陆广为人知的公共知识分子。

她們的荊棘

文|慕容雪村  图:网络

(一)

​ 情感作家C女士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朋友们都知道她有3个男朋友,3个香港人,一个老,一个年轻,还有一个不老也不年轻。老的那个有钱,给她买了一套大房子;年轻的没什么钱,给她买了套小房子;中间的那个不富也不穷,不过身体非常结实,给她买了套不大不小的房子。C女士周旋于3个男人之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月初跟老的在一起,月中跟身体结实的在一起,到了月末,就跟她的小情人出双入对花前月下,享受浪漫的爱情。

​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C女士有好几个专栏,经常写一些“如何对付小三”“爱上已婚男人怎么办”之类的文章,教育年轻人要忠于爱情、珍惜幸福。但在私下里,她从不讳言自己被包养的生活,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我没有见过她,但听朋友转述,其人极为豪放,黄段子常不离口,也不介意使用那些很黄很暴力的词汇,有些上流社会的绅士就喜欢这个,我猜她的3个男朋友就是这么被她迷住的。这3位都有家室,她知道,但并不在乎。在十几年前的深圳,许多年轻女性都过着类似的生活,那时港客收入很高,连卡车司机每月都能拿到两三万,而大陆的房价还没有大涨,只要付得起首期,每月再给两三千块零花钱,就可以包养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不过好景不长,几年后香港经济遭遇挫折,而大陆强劲崛起,港客们风光不再,二奶们也渐渐陷入绝望。我的一位朋友拍卖过许多断供的二奶楼,据他描述,第一代二奶最为可怜,她们已经过了最好的年华,也没学到什么安身立命的本事,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还要被收走,许多人因此而流落街头。“求求你,再给我几个月,”一位初代二奶曾经流着泪这样哀求,“只要找到下家,我就可以续上(房贷)了。”

​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生活,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好吃懒做、不思进取。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在斯时斯世,勤劳和进取并不容易,光凭勤劳和进取也改变不了命运。这些初代二奶大都出身农村,读书的时间都不长,也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终其一生,她们都没有多少选择,在乡下,她们是农民;在城市,她们是农民工。她们的命运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万难更改。她们还算幸运,碰巧都长得不错,所以才能过上稍微舒适的生活。而那些长错了的,大多都要回到她们出生的地方,嫁人,生孩子,养猪……,你肯定听说过,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最高。

​ C女士后来不怎么写文章了,没人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但我猜应该不会太好。她有3套房和3个男友,但也欠了银行很多钱。这些银行都不好惹。按中国人的道德标准,C女士算不上好女人,不过这话听听就算了,这种道德标准也不见得比她更有道德。

​ 大约三四年之前的某个雨夜,我和几个朋友在深圳中信广场喝咖啡,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们要烟,她已经不年轻了,但举手投足间依然还可以看出当年的风致。我掏出烟,给她点上,她说谢谢,然后无声地走到楼群间的阴影之中,手上的烟头明灭闪烁,显得格外寂寞。一位朋友断定她是“做那种生意的”,另一位觉得不太像,两人争论不休,最后很无聊地走过去跟人家搭讪。

​ 她的价格是300元一夜。据两位朋友转述,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妩媚,话语间也没什么怨恨,只是说包养她的男人失去了联系,房子也被银行收走了,她在这里住了20年,依然是个外地农民,而她还是要继续活下去。一位朋友问她:你都活成这样儿了,为什么不回家?那位女士轻轻抹去肩上和手臂上的雨水,就像一只淋湿的鸟忽然怜惜起自己的羽毛,她平静地介绍了一下她那个所谓的“家”:泥泞的乡村道路、破烂的老房子,里面既住人,也养猪和鸡,还有一个脾气暴躁的老爹和一个牙尖嘴利的嫂子……说完这些之后,她优雅转身,背朝问话者柔声反问:如果你是我,你会回家吗?

(二)

​ 2016年8月,上海举办了一場隆重的国际会议,各国绅士纷至沓来,他们喜笑颜开,在豪华的宴会厅中举杯欢庆,而在遥远的甘肃,一个叫杨改兰的女人杀死了她的4个孩子,然后服毒自杀。这事引起了一阵喧嚣,不过很快就平息了。按照某些评论家的说法,死人就是该死的人,死了也不值得同情。这话说得真好,但愿那些睿智的评论家永远都不会死。

​ 杨改兰不算是真正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嫁”到她家的,所以她的4个孩子全都跟她姓杨,这是悲剧的原因之一。对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入赘”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词,“男人嫁给女人,这不是开玩笑时才会说的话吗?孩子跟爹姓或者跟妈姓,有什么分别呢?”

​ 说这话的,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他很少光顾农村,偶尔去一次,也是坐着父亲的豪华轿车,看青山绿水,吃新鲜土菜。在杨改兰事件之前,他几乎没想过深山中那种“猴子”一样的生活。“我在网上看过一些图片,但也就是看看,从来没有细想,”他说,“对我来说,那像是另一个国。”

​ 这是中国当代生活中的一道鸿沟,它隔开了穷人和富人,也隔开了古代与现代。当绅士们在豪华宫殿的水晶吊灯下优雅地举起酒杯,鸿沟的另一端还有无数艰难挣扎的生灵。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唤起同情心,事实上,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同情心,它艳俗而夸张,看上去也不值几个钱。我这样说仅为指出一个事实:如果杨改兰一家可以这样死,那你也可以。你含着热泪捐几块钱也不可能填平这道鸿沟,你抱个捐款箱跑大街上高喊“消灭贫困,从我做起”也无济于事,就像你不能用一只手托起泰坦尼克。这事应该追问原因,但不该从你做起。同时你还应该知道,如果这鸿沟越来越深,你的水晶吊灯也不可能吊得稳。

​ 在“另一个国”中,入赘并不是最夸张的。我的家乡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这里我叫她阿芳,阿芳29岁,据说“长得不好看,但也不丑。”6年之前,她的父母逼她嫁给邻村的一个傻子,与此同时,傻子的妹妹也将嫁给阿芳的哥哥。这种事叫做“换亲”,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看来还将延续下去。阿芳当然不肯,于是就打,爸爸打,妈妈打,哥哥打得最狠。打了几天,阿芳终于答应,从她家到傻子家有几公里,她就这么一路嚎哭着嫁了过去。“那哪是哭啊,那根本就是惨叫,别提多瘆人了。”一位亲戚这样对我形容。

​ 后面的故事很平淡:几年之后,阿芳生了一个男孩,据说看起来也不怎么聪明。她丈夫家里条件不错,帮她在村口开了个小饭店,门外就是国道,据说生意很不错。我的这位亲戚跟阿芳也是三转五绕的亲戚,所以很为她高兴。可我总是会想: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 有人或许会问:阿芳为什么那么听话?她父母兄弟打她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报警?这问题太复杂,可能要写几本书才行,但也有个容易的回应方式:你说呢?

​ 阿芳和杨改兰其实是一种人:被墙挡住的人。制度、文化和风俗,在她们身前砌了一堵又一堵的墙,这些墙又高又厚,极难逾越。她们生活在高墙遮蔽的世界,就像囚犯,或许还不如囚犯,因为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刻。阿芳比杨改兰幸福一些,但说到原因,无非是她家里的钱多一些,而这纯属偶然。

​ 如果这是小说,我会给阿芳设计另一种结局:某天夜里,她的店里来了一位外地人,他要了酒,点了菜,当时夜深人静,他邀请阿芳跟她一起吃,两人谈得很投机,或许还流了眼泪。然后那位客人就要阿芳跟他走,阿芳回家拿了几件衣服,看了看熟睡的丈夫和儿子,轻手轻脚地跨过门槛,就在这时,她听到儿子在背后轻声叫她:妈妈,妈妈……

​ 我只能写到这里,因为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如果她跟那个外地人私奔,她会幸福吗?如果她继续留在这个家里,她的余生又将怎样度过?或者可以问得更决绝一些: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国家,像阿芳和杨改兰这样的人,还有被前夫纵火烧死的拉姆,被铁链锁住的那位8个孩子的母亲,她们要怎样才会幸福?她们要怎样才能摆脱这屈辱而艰辛的生活?

​ 我真的不知道。

(三)

​ 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塞林格觉得麦田很有诗意,所以写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个标题,因为我知道在六月的麦田里割麦是什么滋味:日光毒辣,汗水就像永不干涸的泉水一样往下淌,蹲久了腿会麻,所以就弯着腰割;弯久了腰会酸,所以就蹲下来割,没有比麦芒更可恶的东西了,它们就像毒藤,沾在身上又疼又痒……

​ 我们村里有许多残疾人,瞎子、聋子、哑巴,唯一的医生是一位白内障患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白内障”这个词,都说他“眼里有一朵萝卜花”。几乎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傻子,我们的那一个叫大林,有一天上学路上,我看见他赤身裸体地坐在一滩烂泥之中,浑身红通通的,每当有人走过,他就会在泥里翻腾两下,嘴里咿咿呜呜地叫,看着就像一头猪。

​ 那是1984年。在那一年,杜拉斯已经写完了《情人》,洛杉矶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英国煤矿工人还在旷日持久地罢工。而在远东,在离青岛大约30公里的小村子里,10岁的我看着烂泥中的大林,心里想,像他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 要再过很多年,我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有尊严的生活”,那就是,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像大林那样过活,也不能允许身边有人像大林那样过活。看到有人身陷泥涂,你应当拉他起身;看到很多人都身陷泥涂,或许你就应该站起来问上一声:难道这事没人管吗?

​ 就在几周之前,有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这位朋友来自陕北山区,他们村有个女人在广东打工,“她长得不好看,做不了二奶”,所以就去酒店清扫擦洗。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方式,非常迷恋那种可以抽水的坐式马桶。几年之后,她父亲要她回家结婚,她什么都没带,就买了一个抽水马桶,千里迢迢地背回陕北,结婚后又把它带到婆家。抽水马桶需要有配套设施,她不知道,折腾好久才发现白费力气,为此大哭一场。后来发现这东西还可以派别的用场,装个饭盛个菜什么的,据说还有保温效果。这事很快就传为一乡笑谈,许多人都跑到她家里参观那个盛饭的马桶。她丈夫受不了了,有天趁她外出,把马桶砸了个稀巴烂。她回来后大哭不止,据说整整哭了3天,然后就疯了,天天光着脚在山梁上奔跑,多少人都拉不住。她丈夫无计可施,只好托人从城里又买了个马桶回来。这东西比所有的偏方都管用,她很快平静下来,该下地就下地,该烧锅就烧锅,只有一件事不容触碰,那就是她的马桶。

​ “还记得《指环王》里的那个咕噜吗?”这位朋友说,“她就像那样。她把马桶摆在客厅中央,每天都把它擦得白亮白亮的,不过谁都不能碰,一碰她就要叫:‘我的,那是我的!”

​ 我们不该随意评判他人的生活,但在斯时斯世,确实有太多无来由且无意义的苦难,这些苦难常让人觉得生无可恋。在深圳雨夜等候下家的中年二奶,在山东国道旁被迫嫁给傻子的阿芳,还有那位为马桶痴狂的陕北女人,只要换个时空,她们就可以有更轻松的活法,二奶本不需要出卖身体,阿芳本可以自主婚配,陕北女人本可以喜欢点别的:漂亮的裙子,或者是电影和诗歌。但现在,她们就像生活在荆棘丛中。你可以不关心她们,但如果有一天,当她们的荆棘铺满你的道路,希望你可以站出来问上一声:他妈的,难道这事就没人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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